腾讯公司大股东机制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分析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企业的股权结构搭建、大股东治理水平，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发现，即使是从形式上看较为合理的大股东机制也并没有发挥其理论上所具有的公司治理效应，如上市公司虽然已建立起形式上十分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公司治理机制，但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会”、董事并不“懂事”、独立董事只是充当花瓶和摆设的情形比比皆是。大股东权力水平虽然基于其持股比、基于各种法律法规对其支持及限制，但还涉及其本身的能力水平、权威和企业文化等诸多因素。 现实中，公司各大股东之间存在各种关联关系，在大股东实施公司治理及经营决策时，股东内部会相互博弈。而相较于资本和政策优势充足的国企而言，民营企业的实际决策人、大股东对公司的存亡兴衰更加举足轻重，他（他们）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更加显而易见。

上市的民营企业，各项经营和财务数据清晰透明，对于看清大股东机制和公司治理的关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因此，本文选取一家经营成绩有目共睹的民营上市公司，对其大股东机制和公司治理效应进行调查分析，并据此对民营上市公司经常面临的公司治理问题和常用的大股东机制进行总结，检验这些机制对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改善公司绩效的实际效应。腾讯控股公司自1998年成立、2003年上市以来，逐渐成长为民营上市企业中的最优秀的一家公司。本文选取这家榜样公司，以它对大股东机制的运用和公司治理经验作为实证，能给同类拟上市以及上市后努力优化调整股权架构、提升公司治理效应的民营企业提供借鉴和参考。

2. 课题关键问题和重难点

本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

1、大股东机制和公司经营的相关性；

2、大股东变化调整引发公司治理效应的变化；

3. 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现代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本质上是一种资合公司，公司的资产由许多股东投入并共同拥有，而众多所有者不可能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因此上市公司委托给少数人经营管理。从国外经验来看，早在二十世纪初，(berle and means,1932)首先提出了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象和存在的问题。他们通过对1929年美国的 200家大公司的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研究发现，随着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大 ,股权越来越高度分散，小股东影响公司决策的能力，因执行成本的存在变得名存实亡，董事会人选往往由公司管理层决定。这种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得公司管理层并不完全按照公司所有者的利益行事，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的目标。约七十年后，(钱德勒 ,2001)对美国的商业史深入考察后得出类似结论，即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职业经理人阶层控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决策，其作出的管理决策可能更偏好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增大规模，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直至二十一世纪，(abdallah and ismail，2016)在股权高度集中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第一时间内，我们认为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存在的，并且在较低的集中度下更强。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分散所有权的一个日益增长的功能，良好治理的增值不一定保持在较高的所有权集中度。“一刀切”并不适用于所有结构，公司治理标准也不可能一致适用于不同的结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组成在监督管理方面成为替代品，这种替代效应还取决于控股股东的类型。纵观国外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与研究分析，印证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显然会对公司治理效应产生影响，这是大股东机制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二是股权集中是否能发挥正向作用还取决于控股股东的类型等其他因素，也就是说，大股东机制和公司治理效应之间的关系无法用统一的量化规律来做简单归纳。

股权是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中获得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叠加了股东对“财富”和“权利”的双重诉求。如何运用合理的股权架构和机制运行来提升公司治理效应，国内的学者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曾昭灶，余鹏翼，2007）认为，大股东存在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克服分散小股东的搭便车问题和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而且由于管理者能力或努力的问题使得公司业绩下降的情况下，大股东可以监督或接管公司，从而可以替换管理者，提高公司业绩。但是大股东意味着投资者持有大宗股权，要承担流动性成本，不能分散风险。对于小投资而言，大股东的存在有明显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内部大股东可能获取了过多的私有收益，造成了对小股东的剥夺，这已为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所证实。其他较大股东有监督作用，其存在有助降低控制性大股东的私有收益。他们的研究印证一个观点，大股东机制存在着正负双向的治理效应。那么如何消除大股东负面效应？股权制衡机制随之应运而生。(赵国宇, 禹薇，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既提高了公司投资效率，也抑制了大股东掏空，因此促进了公司经营业绩。对于大股东控制程度较低的公司，股权制衡削弱了投资无效率与掏空导致的不利影响，但对于大股东控制力较强的公司，股权制衡的治理机制并未显著发挥作用。如果公司存在关系大股东，大股东可能采取一致行动实施掏空行为。关系大股东的存在导致股权制衡也难以发挥投资效率促进和掏空抑制的治理作用。（盛明泉等，2021)的研究结论倾向于多个大股东方式的制衡，建立合适的股权制衡机制，特别是在控股股东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去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多个大股东可以发挥更强的监督作用；同时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更可以利用多个大股东这一股权结构弥补地区监督不足，对控股股东进行监督，促进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速度，提高公司价值。然而，尽管多个大股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但还是需要认识到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制仍不完善，控股股东对公司利益侵占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多个大股东这一股权结构并不能完全代替资本市场中缺失的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机制，所以仍需要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进行不断完善。类似的研究相当多，印证另一个观点，股权制衡同样是双刃剑，无法完全解决大股东机制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在我国上市民营企业中，(王琦，吴冲,2013)大股东的存在是普遍特征，这是市场不得不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他们选取了高管薪酬激励影响的角度，大股东往往利用控制权，对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产生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因此，民营上市公司在建立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机制的同时，还必须克服大股东控制的局限，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的发展及职业经理人管理，发挥大股东控制的积极作用，采取正确的措施使大股东负面效应降至最低，从而减少代理成本，更有效地解决代理问题。以上是从高管薪酬单个角度来看，如果考虑到方方面面，推论出的观点就是，降低大股东负面效应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另外，(柯玲,2014)通过durbin-wu-hausman检验发现,所有权结构在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中是内生的,实证检验充分解释高集中度所有权的潜在优势,但在高科技企业和传统型企业中公司所有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对于后者,研究结果证实了公司高所有权集中度导致高绩效的假设;对于前者由于公司内存在大量知识分享的活动,高所有权集中度导致较低的公司价值。她提出，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今后的股权理论研究与股权治理的实践中必须考虑公司间的异质性。也就是说，深究后可以继续得出观点，大股东机制对于不同类型公司的治理效应影响是不同的。

综上，虽然国内外各有国情不同，但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可谓一致。归根结底，对于大股东公司治理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关键、也是最有价值的所在，就是如何根据企业的具体类型、如何适时运用各种大股东机制，使其在公司治理上尽可能发挥正向作用。

4. 研究方案

通过借鉴大股东股权架构和制衡等的理论成果和对腾讯公司的实际分析，本文试图调研发现大股东机制如何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分析影响其作用产生的原因和规律。

研究方法：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提出大股东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举出各项机制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作用，接着对主流的几种大股东架构类型进行分析，并提出腾讯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成败得失，为其他上市民营企业提供借鉴。

本文主要框架：

5. 工作计划

1）查阅与大股东机制、股权架构、股权制衡及公司治理相关的资料；进行文献的阅读及整理，写出文献综述；

2）根据文献理论回顾，进行理论分析，初步建立大股东机制在各类别架构中影响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

3）进行可实施的各种资料收集及调查；案例分析，比较分析；进行研究课题最终成果的撰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