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政策下制约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选题理由

伴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和三孩政策宣布实施，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破天荒的跌倒了1.3。一种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陷阱。在一片低迷的人口增长压力下，国家出台了三孩政策，即允许一对夫妻生三个孩子的政策。三孩政策一出，就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冷遇。因为很多声音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生育率，而是结婚率，由于受到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适婚青年男女在婚育方面表现的漠不关心，于是，造成了“三孩政策表面上是全国性的，其实受众是非常少的”这一现象。有女性这样认为让她们一边工作 一边带孩子，是可以克服的，但她们忧虑的是教育环境和教育成本。也有男性认为无所谓一直单身，自己各方面不优秀的情况下也没有女孩愿意嫁给自己。由此可见在育儿成本剧增的现实压力背景下，可以说，适婚青年男女和家庭的生育意愿，切切实实与经济条件息息相关。如果缺乏对当前制约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那么决策者有关促进 人口增长率的措施就会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于是本作探讨的就是当前经济发展背景下制约人口增长率的因素有哪些，以及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2.选题意义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主要内容

一、绪论

1. 研究背景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人口学家在对低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的研究分别走了宏观路径和微观路径两条路，此后人口经济学家又不断尝试在新视角下解读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欧洲存在三个有关低生育率的理论基石，分别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lesthaegheamp;van de kaa,1986），进度效应理论（bongaartzamp;feeney,1998），低生育率陷阱假说（lutzamp;skirbekk,2005）

20世纪80年年代后期，学者试图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来解释西欧和北欧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这一现象，即 以结婚和生育显著推迟为特点的新的生育机制已然形成，人们生育孩子不光考虑物质条件，自我实现、个人权利、教育提升等非物质因素也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学者发现，在传统的时期综合生育率tfr中，包含了由于婚育推迟导致的进度效应等因素，因而在新的生育机制条件下，需要修正生育率的度量指标，以便更好的借助时期生育率了解妇女的终生生育水平。同时间段内，欧洲各国出现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极低生育率现象，开始引起相关国家的担忧甚至恐慌。有学者称其为“低生育陷阱”，认为低于（1.5）的生育率会加剧人口老龄化，引发人口规模衰减。低生育陷阱理论持有者认为存在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将使低生育水平国家生育率持续减少：第一是人口学惯性，潜在母亲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出生人数的减少，第二是社会学机制，受父辈低生育影响的年轻一代会降低其生育率，最后一个是经济学机制，即相对收入的减少会限制生育，根据伊斯特林（easterlin,1973）的相对收入假说，生育率受消费欲望和预期收入的影响，年轻人的消费欲望总是处于增长之中，而预期收入则因老龄化人口等原因减少。在意大利的一项关于经济不确定性与生育意愿的不确定一文中，经济的不确定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被放置到突出位置，一个完整生育意图方法，包括几个层次的分析：两个合作伙伴的个人特征和共同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气候和有关工作和家庭协调的制度性家庭政策（billingsley和 ferrarini ，2014)。事实上，生育意愿反映了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和影响。重要的是要观察它们与宏观层面的条件的关系，这些条件可能导致个人对当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有效选择和限制的看法发生变化，引起对未来的日益关注，并影响人们的短期生育意图（fahln和olah 2015;hanappietal. 2017）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年11月20日（本学期第十周）——完成选题工作；

2.2022年12月11日前——完成开题工作；

5. 参考文献

[1] 尹秋玲,夏柱智.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j/ol].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92-99[2022-01-21].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2.01.011.

[2]吴帆,李建民.中国面临生育危机风险的三个信号：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赤字[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9(01):61-68.doi:10.16207/j.cnki.1001-5957.20211211.004.

[3]李丹,李丽萍,李丹.三孩政策出台的舆情效应及启示——基于nlp的网络大数据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10):46-53.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1.0148.